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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依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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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谋反”案考实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10097)  

2013-05-31 10:42:01|  分类: 依依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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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对桑弘羊参与燕王谋反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从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关键在于他对上官父子的密谋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种种迹象却显然是得出相反的结论。故所谓“谋反”,实际仅仅“涉嫌”而已,亦即霍光的政治迫害。

                          扑朔迷离的“谋反”认定

 对桑弘羊参与谋反的指控,霍光所公布的材料并没有直接证据。为了便于考证和行文,兹将其“参与”谋反的主要记载摘引如下:

    《汉书》卷七《昭帝纪》:

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

冬十月,诏曰:“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奸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以告大司农敞,敞告谏大夫延年,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封延年、仓、宫、寿为列侯。”

    《汉书》卷六○《杜延年传》:

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惶惧,移病,以语延年。延年以闻,桀等伏辜。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

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

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免武官。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安)数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禄外人,光执正,皆不听。……及告光罪过,上又疑之,愈亲光而疏桀、安。桀、安濅恚,遂结党与谋杀光,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当顾菟邪!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事发觉,燕王、盖主皆自杀。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记载互有出入,而且提到桑弘羊都非常简略和笼统,但其基本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首先,桑弘羊肯定参与了试图罢免霍光的密谋和活动。由于为子弟求官遭到霍光的拒绝,桑弘羊怨恨霍光,因而便和上官父子共同反对霍光。这是史书对他所以参与罢免霍光的密谋和活动的一致记载。应该说,从桑弘羊特别热衷功名利禄看,如所谓“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盐铁论》卷四《毁学》载桑弘羊语),这些记载是有根据的,也基本符合其事态发展的逻辑。因之《霍光传》所说桑弘羊等人与燕王交通,让燕王上书,然后由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共同来罢免霍光,当并非诬陷,而应是比较可信的史实。但问题是,仅仅参与罢免霍光的密谋和活动,这并不能证明桑弘羊肯定参与了谋反。仅就试图罢免霍光而言,他们告发霍光即应当视为正常的检举行为。而且,根据所谓“数记疏光过失”、“记光过失”等,他们上书所列举的罪过也肯定都是事实。至于这些罪过能否罢免霍光,以及他们的交通和密谋是否违法,则另当别论。所以这根本谈不上什么“谮毁”,也根本不能证明桑弘羊肯定参与了谋反。尽管从以后事态的发展看,其二者之间可以得出相互关联的推理,但却不能断定桑弘羊一定会参与谋反。

    其次,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密谋杀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拥立燕王,也肯定确有其事。前揭《昭帝纪》对其谋反所正式公布的罪状,其中“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便具体列举了参与密谋的人名。《苏武传》也明确记载,“武子男元与安有谋”。还有《武五子传》说,“桀等因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云:“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光既诛桀等,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说明霍光对他们的密谋肯定掌握了比较确凿的证据。否则的话,就是要想诬陷,他的虚构也不可能如此具体。毕竟这是一个涉及许多政要的谋反大案,更何况上官桀和桑弘羊还是武帝托孤的辅政大臣,故即使不能铁证如山,至少在案件认定方面也要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尽管其中还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实之处,但总体来说,上官桀等人密谋废立应基本符合事实。

    既然上官桀等人确曾密谋废立,那么霍光所指控他们谋反的罪名即完全成立。根据《盐铁论》卷二《晁错》,桑弘羊在盐铁会议曾引证过《春秋公羊传》的一个断狱原则——“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乃是《公羊传》对鲁国公子牙欲为叛逆而季友令其饮鸩之事的阐发(参看《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见于昭公元年),它在汉代不仅仅是理论形态的《春秋》大义,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等同于律令(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据史家对其文义的解释,所谓“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师古曰),可知“亲”指父母,“将”乃“将为杀逆”之意。也就是说:凡蓄意谋害君主、父母者,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亦当与叛逆同罪。史载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便据此上奏说:“《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故根据这一原则,尽管上官桀等人的谋反活动尚未真正实施,霍光也完全可以按谋反定罪。关键乃在于:即使上官父子的谋反都是事实,能否认定桑弘羊就一定参与了谋反?

    第三,霍光宣布桑弘羊参与谋反并没有直接证据,而肯定是通过推论来指控。因为就根据霍光的指控,上自上官桀父子,下至大将军长史,都曾被明确提到密谋废立之事,却惟独没有提到身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从九月事变发生到十月才公布罪状看,霍光对此无疑曾做了精心准备。但他最终都不提桑弘羊直接参与密谋,这显然就不能说是霍光的疏忽问题,而应是缺乏可靠的证据。否则的话,仅仅要证明对其灭族的合理性,霍光也绝不会由于诏书的行文或篇幅而省略指控桑弘羊的证据。可以说,霍光虽然掌握了一些谋反事实,但他最终也没有查到桑弘羊参与密谋的证据。所以他只能含糊其词,并采用想当然的推论方式,也就是根据桑弘羊和上官桀、燕王等人曾合谋不轨,认定他们皆为死党,然后再推论上官桀等人的谋反桑弘羊肯定知情,而知情不报则等于谋反。

    霍光的推论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穷治党与”力求一网打尽的情况下,霍光为什么查不到桑弘羊参与密谋的证据?

    我们认为:霍光之所以查不到桑弘羊参与密谋的证据,是因为桑弘羊根本就没有参与密谋。从以上记载即可以看出,在所有被指控参与密谋的人中,他们都有着年龄大致相仿的特点——无论上官安、盖长公主、丁外人和苏元,还是杜延年、公孙遗等,都属于朝廷中的少壮派,并显然都以上官安为首。因而所主持密谋的,实际应当是上官安。所谓“安素与丁外人善”(《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桀、安濅恚,遂结党与谋杀光”和“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等,即多少指明了他们由上官安主持密谋的事实。而且也不仅桑弘羊,很可能连上官桀、盖长公主都没有参加密谋。上官桀不参加密谋,主要是没有必要。一则他和上官安是父子关系,参不参加都不影响密谋。二则作为辅政大臣,他也不宜或不便抛头露面。故《外戚传》所说“桀、安濅恚,遂结党与谋杀光”,即应当理解为其父子合谋,而不能说成上官桀也亲自主持或参与了密谋。《苏武传》之所以记载“武子男元与安有谋”,而不说“与桀有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于盖长公主,她没有参与密谋的原因也与上官桀类似。更重要的是,她基本住在宫中,还是一个身份特殊、议论颇多的公主,根本无法也不便与他们密谋。所以真正在一起密谋废立的,实际也就是上官安、丁外人、杜延年、公孙遗和苏元等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桑弘羊没有参与密谋。因为即使桑弘羊确曾参与谋反,他也没有必要亲自参加密谋。一方面年事已高,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参看拙文《桑弘羊生年考》,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又是辅政大臣、御史大夫,他和这些少壮派一起密谋显然有失身份,也缺乏一个资深政治家的谨慎;另一方面,他要参与谋反完全可以采用其它方式,也并不一定非要参加密谋不行。更不用说,桑弘羊还很可能没有参与谋反。

    当然,桑弘羊没有参与密谋,这并不意味霍光的指控纯属乌有或诬陷。实际上,桑弘羊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就他和上官桀的交往说,如所谓“武素与桀、弘羊有旧”云云,以及双方对立的特殊背景,他还是有可能知道上官父子的密谋的。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和上官桀的单独联系而得知此事。这也是霍光之所以推论桑弘羊参与谋反的一个主要原因。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问题已很难找到答案。而且也更要深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霍光一手造成的。

    其一,霍光为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并避免激烈的流血冲突,在决定镇压谋反后,便立即捕杀了上官桀父子。这虽然保证了镇压行动的顺利进行,但是也完全掐断了调查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的线索。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桑弘羊如果参与谋反,则肯定是与上官桀单独联系。他们二人或秘密接触,或利用辅政大臣的身份私下商谈,或采用其它方式,同时还显然没让自己的亲信和下属介入。所以在上官父子被捕杀后,再想弄清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即成了死无对证的难题。这恐怕也就是霍光指控桑弘羊谋反却只能含糊其词的苦衷和原因所在。

    其二,由于种种调查材料的不尽如意,霍光肯定曾销毁了许多审查桑弘羊的记录。毫无疑问,《汉书》对桑弘羊参与谋反的记载当取材于所保存的国家档案,但蹊跷的是,除了《昭帝纪》的记载稍微详细,其它记载都非常笼统,甚至可以说极其简略。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班固为什么不能多写一些桑弘羊的谋反问题,乃至惜墨如金?即如苏元,《苏武传》还尽量详细记载说,“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子又在谋中”。答案非常明显,就是没有可供班固撰写的详细材料。然而这种情况也令人费解——难道“穷治党与”,对谋反案的主要成员桑弘羊的审讯和调查竟然没有多少记录?显然也并非如此。为了证明桑弘羊参与谋反,霍光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搜集证据。故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霍光对桑弘羊的审讯当一无所获,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材料。另一方面,尽管严刑拷打,并采用暗示和诱供的方式,但由于根本不知内情,那些上官父子的党羽所交代的材料也仍然是漏洞百出。不仅不能证明桑弘羊参与谋反,乃至还可能证明桑弘羊无辜。因而与其公布这些难以采信的材料,还不如笼统地指控桑弘羊谋反,这样反而不至于过多引起怀疑。当然,对霍光来说,要继续保存这些审讯和调查记录,即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而必须销毁可能产生疑问的材料。故除了一些笼统指证桑弘羊谋反的供词,霍光便肯定曾将其它相关记录予以销毁。这样一来,不但今人,即便汉人和历代史家,对桑弘羊参与谋反的问题也都无法找到材料。但这却欲盖弥彰,恰恰说明桑弘羊很可能没有参与谋反。

    霍光曾销毁了许多桑弘羊的审查材料,也启发我们对侯史吴之案重新认识。根据《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始元三年,“胶西太守齐徐仁中孙为少府,六年坐纵反者自杀”;始元五年,“军正齐王平子心为廷尉,四年坐纵首匿谋反者下狱弃市”。以及《杜延年传》所说“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可知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正是主管审理谋反案的两位九卿(另据《汉书》卷三六《刘德传》记载,宗正刘德也“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参与了谋反案的审理)。也就是说,如果霍光要销毁桑弘羊的审查材料,他们都应是此事的具体经办人。因而有一个细节很可能曾被我们忽视,亦即如何论处侯史吴实际是关系到桑弘羊谋反案的认定问题。在王平和徐仁看来,由于始终查不到桑弘羊参与谋反的直接证据,桑弘羊能否被认定谋反恐怕都多少存在疑问——也许桑弘羊谋反纯属冤案,这在霍光集团或朝中本来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而既然已经把他定性为谋反,并因此杀了其子桑迁,那也就罢了。事情已经过去。现在如果再按“首匿谋反”论处侯史吴,则显然过分,也不符合自首宽大的原则。所以,他们“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王平和徐仁,甚至就连霍光的主要亲信——太仆杜延年的看法也都基本相同。所谓“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即说明这实际是朝中许多人的共同看法。然而,霍光的认识却要更比他们深远。在霍光看来,既然宣布桑弘羊谋反,那就是谋反,不管有没有证据,这都是不能讨论的问题。哪怕是间接讨论,或者说稍微表现出有可能导致疑问的趋势,也决不容忍。更让他恼火和不安的是,王平和徐仁对侯史吴的赦罪,田千秋的擅召集议,以及杜延年的“奏记”等,实际上都已多少流露出对桑弘羊一案的怀疑。所以尽管杜延年认为王平、徐仁的论处“恐于法深”,霍光最终也仍然坚持“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只不过不再株连田千秋而已。可见他对此案的处理,实际不光是教训田千秋,更重要的,还是要告诫百官桑弘羊的谋反不容置疑,并含有明显的灭口性质。仅凭这一点,桑弘羊的谋反也值得怀疑。

    最后,《外戚传》所说上官桀父子图谋自立,亦即“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实属荒唐,而肯定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尽管《汉书》这里是采用常见的互见写作方式,而且也不能绝对排除他们曾有这种想法,但如果上官父子真要图谋自立,却也仍然令人怀疑。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种说法实际霍光都没有采信。在正式公布的上官父子的罪状中,霍光便没有提到他们图谋自立之事。原因非常简单,这种指控固然可以加重上官父子的罪行,但就最终定罪而言,其实和拥立燕王也没有多大区别,无非谋反而已。然而采信这种说法,对桑弘羊的定罪却有明显区别。因为拥立燕王的罪名人们还能够接受,毕竟还是汉家王朝,但要说桑弘羊参与了上官桀的自立,即图谋建立上官王朝,则不仅令人诧异,无法接受,就是霍光也肯定会感到荒诞和离奇。所以霍光明智地摒弃这一说法,而指控人们可以相信并同样是谋反罪的拥立燕王。只不过霍光认为这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同时为了表现上官父子的邪恶,也可以备为一说,才把它仍旧保存在档案里而已。所以若综合考察,这肯定是上官集团的成员在刑讯逼供下力求赎罪的虚构和编造。

 

桑弘羊“涉嫌谋反”的真相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的关键,其实就是他对上官安等人的密谋是否知情。就现有资料而言,由于死无对证,这个问题还无法回答。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种种迹象却显然是得出相反的结论。至少霍光都没有查到谋反的直接证据(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现代刑法规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使推论可以认定其人有罪,也必须无罪释放。当然古代是“原心定罪”,而且就算桑弘羊无罪,霍光也要给他强加罪名,此事还不能简单类比。但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桑弘羊的“谋反”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因而对桑弘羊一案的准确说法,应当是“涉嫌谋反”,也就是《尚书·吕刑》所说的“疑罪”。然而这样一个“穷治党与”的大案,如果最终审查的结论仅仅“疑罪”而已,那么所谓“谋反”的真相恐怕也就不言而喻。实际上,考虑到霍光肯定会竭力搜集桑弘羊的谋反证据,并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审讯,而最终却只能凭借推论来指控,这已经等于宣告桑弘羊无罪。

    当然,若仅就霍光对桑弘羊的灭族而言,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其实还不是主要问题。为了证明桑弘羊谋反,霍光肯定需要证据,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乃在于:在强烈的仇恨情绪下,霍光已经注定要把桑弘羊置于死地。即使桑弘羊没有谋反,他也还会给桑弘羊强加“谋反”的罪名。这从《盐铁论》的记载即不难发现其征兆。如《盐铁论》卷一《禁耕》载文学称:“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盐铁论》卷二《刺权》亦记载文学指责桑弘羊“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故如果这些并非桓宽“推衍”的话(参看《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赞》),则显然就是暗指桑弘羊和上官桀等人必将谋反。所以,当霍光决定除掉桑弘羊时,不管桑弘羊参与还是没有参与谋反,实际都已经不再重要。也就是说,桑弘羊之死的真正原因,实际应当是“怨望霍光”,亦即霍光借助清除上官集团的机会,以参与谋反为名所进行的政治迫害。

    至于能否找到证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能找到证据,那当然更好;即使找不到证据,桑弘羊也在劫难逃,也同样要被指为“谋反”。反正定罪的权力就在霍光手里,所谓“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只不过其事后又发现问题严重,为了证明桑弘羊被灭族的合理性,并压制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他对认定桑弘羊的谋反问题才格外重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桑弘羊也应该没有参与谋反。

    (原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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